在临汾培训干部
这时，山西战局仍在继续恶化10月下旬，娘子关失陷，k1军沿正太铁路西进直逼太原。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在太原以北的忻口保卫战中，坚守20多天，歼灭大量日军。娘子关失陷后，它的后路受到威胁，不得不从忻口撤退。这样，太原失陷已是早晚的事了。
太原失陷前，山西的各种军队、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，纷纷向临汾撤退，一路上非常混乱。阎锡山准备什么时候放弃太原.根本不告诉我们。当时薄一波正集中精力创建决死队，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由牛荫冠主持，通过他们才了解到阎锡山撤出太原的部署。北方局由少奇同志率领从太原撤到临汾，驻在临汾附近的刘村，这个村以卖帽子出名，大家称它为“帽儿刘村”。恩来同志把我和叶季壮留下。后来，我们两人比恩来同志先一天离开太原。到他离开时，太原城门已经堵住，好不容易找到守城的士兵把城门弄开才出了城。走到汾河边，河上的桥已被作为路障的公共汽车堵塞住，无法通过，只得从公共汽车顶上爬过去。幸好在河那边，叶季壮已经留下两辆汽车等着，所以恩来同志多次夸奖叶季壮办事周到。
北方局撤到临汾附近后，同很多地方的党组织一时失去了联系，所以恢复和加强同各方的联系的任务很繁重。太原失陷后，华北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，以共产党、八路军为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上升到主要地位。11月17日，少奇同志和我从临汾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同志说:“华北已进入游击战争新阶段，因我党是华北最大政党，红军有游击特长，党与红军威信极大提高，游击战争领导责任就自然地落在我党身上。”当时八路军正在大力扩军，北方局在积极发展党员，建立地方党组织。工作上需要加强配合协同，因此同八路军总部的联系比过去密切了。
在临汾期间，彭真和朱瑞走了，组织部长由林权担任，宣传部长是李大章;山西省委书记张友清和民先总队队长李昌和我们在一起。我们在临汾只住了三个半月，训练了一批干部。训练的方式:一是办党训班、县长训练班等，由少奇同志主持;二是办学兵队，由我主持。学兵队这个名称听起来不很正规，有人还误认为是训练新兵的组织。其实，这个机构很重要。它的公开名义是八路军办事处办的，实际上由北方局主持。主要招收平津和太原一带的知识青年，共三四百人。原来我们准备办一个杭大分校，但当时阎锡山在临汾也办了个民族大学。如果我们办杭大分校，民族大学内的这些知识分子可能都到我们这儿来了，这对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利。出于这些原因，我们只办了个学兵队。当时向学兵队讲课的主要是我，向学员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少奇同志也去讲过。另外，彭雪枫、张震等都去讲过。我们很注意在学员中发展党，学员结业后，分配到华北各地，并抽出一部分人输送到延安去。后来，学兵队学员中出了不少干部，特别是女干部。晋西南县委级于部几乎全都经过党校和短训班培训，本地干部的比重逐渐增大，“文革”中我被“发配”到临汾看管时，当地还有不少人认识我。
民族大学虽然是阎锡山办的，但学生大部分倾向进步，因此，难免同阎锡山会发生一些矛盾，有时还很尖锐。比如，民族大学学生中有的人同延安的抗大、陕北公学的学员有书信往来，被阁锡山发现后，认为共产党的组织已经渗透到民大来了，就下令搜捕了20几个学生，由他的亲信梁化之进行审问，但问来问去问不出个所以然。就在这时，这20多人中有一个人突然病死在阎的特务队中，一时舆论大哗，民大学生纷纷“请假”出走，表示抗议。阎锡山是个精于盘算的人。他感到这件事如果处理下好，民大的学生可能会走光，终于下令把人放了;但要他们留在他的“民运科”工作，借以对他们进行监视和观察。从此以后，阎锡山、梁化之对共产党员的政策从过去的压迫、拘捕改变为软化、收买，企图与我们争夺人才。他对部下说:“如果在我们机构中发现了共产党员，你们可以送给我，让我来教育他们，决不要使他们难受”
在临汾还有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，就是以民大学生为主的一批进步青年同张慕陶的斗争。张慕陶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内很老的干部，以后成了托派分子。现在看来，说托派等于汉奸这个结论不恰当，没有什么证据。但是，当时托派的分裂活动确是有害于抗战的。张慕陶也是阎锡山网罗来的一个“人才”，最初对他很信任，委他当高级顾问，任政治主任;他也乘机向阎锡山出反对共产党的主意，挑拨阎锡山同共产党的关系。他在民族大学讲课或在其他公开场合也经常攻击中国共产党。当时在临汾有两个苏联记者，张主动同他们联络，宣传托派的主张，污蔑我党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“投降”而不是合作，还吹嘘他们在山西及全国有多少多少力量。
民大学生对他这种破坏抗战的言行早就不满。一天上午，正当日本飞机飞临临汾上空时，他又要外出活动，被民大学生阻止。张不服劝说并且拔出手枪进行威胁，被赶来的阎锡山的宪兵缴了械，又到他家中搜查，不但搜出了枪支弹药，而且还搜出了许多写有“反蒋抗日”、破坏统一战线的极左口号的标语，其中有一条是“打倒阎锡山的封建社会主义”，这下惹怒了阎锡山，最后把他送到西安。后来经蒋鼎文、胡宗南之手，把他“密裁”了。
阎锡山这个人是很特殊的。他统治山西30余年，尽管中国政坛历经风波，他也几经沉浮，却始终不倒，积累了一套维护统治的权术。他网罗了一批文化人，其中不少是进步的，甚至是共产党员，比如徐冰(共产党员)、温坚公(进步教授)等，他们是去阎锡山处做统战工作的。也有一些文化人，他们帮阎锡山搞了一套学术性的主张，把他的统治权术提高到理论上来阐述。比如，阎锡山有所谓“二的哲学”，即唯心主义的唯中哲学，它的目的在于平衡或制造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。便于他从中取利。他曾说过，抗战中他“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，哪一个也不能碰着“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。抗日要准备和口，拥蒋要准备拒蒋，联共又要准备反共”，所谓“三个鸡蛋”就是指日本人、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三种力量。他随时权衡利弊，经常改变策略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“存在”。我们同他的关系，就是利用他的某些对我们有利的方面来推行我们的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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